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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 試圖從關係和發展的脈絡來理解一個人的心理困擾與問題行為，並從系統脈絡中尋求解決之道，是家庭治療師的思維，也就是所謂的「系統思維」。系統思維使得協助一個人改變的途徑更多元，不再侷限於個人身上。 P.24 「一個人和其他人密切相關」這個概念並不難理解，許多人也都會同意，但對心理治療師來說，要培養出能使用這種視框的能力與敏感度，需要些時間與訓練。所以系統觀點並不只是選擇一個觀點，而是需要培養的一種能力。經過這些年的工作與教學心得，我們對家庭治療最簡約的定義如下： 從系統脈絡理解案主的問題與症狀 從系統資源尋求解決之道 P.38 合唱是「整體大於各部分總和」的一個好例子。一個人獨唱和兩人合唱聽起來不一樣，兩人合音聽起來和三部合音感受又截然不同。如果聽布農族的八部合音，不再聽到八個音部了，聽到的是一個新的聲音，超越八種聲音分別出現所能達到的效果，聽到的是音樂，音樂帶出一種新品質，例如和諧、溫柔或幽雅，與單音符的加總截然不同。也就是說，當個體組成系統，會出現新東西。系統理論的精神，在批判實證科學習慣採用的化約式分析，也就是將複雜系統拆解成小單位，分別研究其估能。Bertalanffy提醒我們，瞭解所有小單位的各自功能，不代表能瞭解系統如何運作，因為系統「會出現新東西」。 P.62 相互性(reciprocity)就是意識到對方與自己必然的關聯性，也知道自己對他人有影響力。 家庭治療師的任務，就是透過抽絲剝繭的探詢，幫助家人瞭解，承認彼此的關連性，進而產生影響彼此、幫助彼此改變的希望感與方向感。到某個程度，家庭治療師對人際相互性深信不疑，以致於在探詢時可以直搗黃龍地問關於相互性的問題，而彼此牽連的關係自然立即顯現。 每當有人告狀，說某人做了一件令人髮指的行為，家庭治療師的思考就是，那這件行為何身邊重要他人的關連是什麼？如果學生上課嗆老師，那老師做了什麼讓學生要嗆聲？學生嗆了以後，當時老師如何反應？如何處理？其他同學的反應是什麼？ 家庭治療師如果花些時間深思（meditate）人際相互性，對於培養關係動力的敏感度會很有幫助。您會發現，小至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在進入電梯的一剎那，彼此站立的位置立刻巧妙地互相影響（參考《The Hidden Dimension》一書中的「人際距離學」（proxemics）概念）；大至朝夕相處、血濃於水的親人，當一位媽媽憂鬱到想自殺，相依為命的孩子也竟然表示自己不想活了。 互補性：互為對比，實為一體，互相包含，互相依賴 P.65 人際相互性還可以細分為互補與競爭兩種。互補（complementarity）是狀似對立，實則相生相容。通常，一個吝於表達愛意的先生，總有一個喜歡聽甜言蜜語的太太；先生愈是吝於表達，太太愈想逼問先生到底愛不愛她，既然太太總會主動追問，先生也就不必自己開口。這就是伴侶互動中有名的「追逃模式」（pursuer-distancer）。 互補不一定是問題。兩性之間一邊愈陽剛，另一邊就愈溫柔。男人在女人面前特別想展示自己強壯的一面；女人在男人身邊特別小鳥依人、希望被疼愛。互補使得彼此互相吸引，互相滿足對方的需求，可以是一件美事。老子認為互補是世間所有關係的基本原理。《道德經》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競爭 P.68 競爭是另一種常見的兩人關係。競爭產生張力，使人穿猛力量，蓄勢待發準備放手一搏。人的肌肉控制（例如手臂）需要一緊一鬆的拮抗張力（muscle tone），沒有適當的肌肉張力，手臂就沒辦法靈活，有利地運作。在學術圈或工作團隊之間，良性的意見競爭會使得工作士氣更高、成果表現更好。但是因為華人文化崇尚人際和諧，所以我們嘴巴上說不喜歡吵架，可是一旦感覺對方造成威脅，往往不知不覺在第一時間加以反擊。雖然競爭不一定不好，在會談室中，我們要處理的是惡性競爭－也就是兩個人鬥得你死我活的狀態，誰也不肯先讓步，使關係陷入僵局。 表面上看來，競爭似乎為了搶奪有限資源，不過一旦變成習慣，什麼事情都可以爭得臉紅氣喘。….競爭很難完全避免，秘訣在於超越。一個人如果能自我肯定，不受外在動搖，面對競爭比較容易跳脫出來，像高球球后曾雅妮一樣「享受比賽過程 」。一旦發現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競爭心態，緊張與對立已造成破壞而非建設，那麼即時抽身，停止惡性競爭，會是有智慧的一步。 循環因果：彼此互為因果 P.71 發生問題時，人的自然反應是問：「為什麼？」因為「事出必有因」，相信知道問題的原因就能找到解決辦法。在和人有關的問題上，找原因常容易必成找一個指責的對象，所以家庭治療師經常遇到全家人一致認為其中一名成為「就是問題所在」，斬釘截鐵地告訴治療師：「他懶惰、不上學」、「她脾氣壞、愛罵人」，「只要他/她改，一切就恢復正常了」。這是線性因果觀。 系統觀點相信循環因果（circular causlatiy），也就是事事互為因果，且彼此來回影響，生生不息。 一個在學校愛發脾氣、常起衝突的學生，如果碰到一個重權威、用處罰壓制來處理學生行為的老師，很可能讓學生心理不服，對老師產生成見，使得他下次在學校發脾氣、與同學和老師起衝突的機會更高，情緒起伏也更激烈，使得老師更認定這學生「有問題、不受教」，因而對學生的態度更加負面，處理必然也更加嚴厲。如此學生情緒激動和老師處理方法互為影響，對立程度愈演愈烈。究竟「學生脾氣不好」或「老師處理不好」，何者才是師生衝突最重要的原因呢？ 家庭治療師的回答是：就像雞生蛋、蛋生雞的命題一樣，何者為因已經不重要，學生的情緒和老師的處理可說「互為因果」，任何一方改變，系統都會朝向截然不同的結果發展。 就像互補與競爭，循環因果也有極化的趨勢，使得原來行為的程度愈演愈烈。 當這個循環是正面的良性循環時，情況會愈來愈好。一早起床和家人有說有笑，心情自然愉快，出門碰到鄰居仍笑臉迎人，鄰居必然也笑臉以報，使得心情更加輕鬆，到了辦公室見到同事，自然熱情招呼，同事當然也報以友善回應，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正面的人際迴路，彼此都愈來愈愉快。 反之亦然。如果老師認定學生不服管教、冥頑不靈，強烈建議家長帶學生就醫，或交付學務處依校規懲處，學生可能就此戴上「憂鬱症」或「不良學生」標籤，服藥、記過，讓老師更加認定學生有問題，更有理由放棄學生。而被老師放棄的學生，自然更容易受同學排擠，甚至自我放棄，使得他的行為更肆無忌憚，問題變得更加嚴重。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的迴路。 界限：在「離」與「合」之間尋求平衡 P.76 小學時期許多人有共同的回憶：在兩人共享的長課桌上，畫出一條堡壘分明的「楚河漢界」，宣示彼此的勢力範圍，以豎立一種心理上的自主性。隨著時代變遷，這條線從粉筆畫、小刀割，變成立可白或膠帶，然而界限對人際領域的意義，並未隨時空轉換而消失。 界限（boundary），區別自己與他人的領域，釐清人我關係中的規則，無論是在課桌上，或是在人們的心中。 在客體關係理論中，界限在人出生那一刻便逐漸形成。皮膚被視為一個人內在與外界分野的「界限膜」，界限外的環境會刺激嬰兒的知覺，形成對外在世界的理解，進而發展出「自我感」。而在所有外在環境中，家庭經驗扮演關鍵的角色，讓嬰兒學會與他人相處的規則，並從中發展出自我價值與自尊。 Minuchin用光譜的概念來描述人際距離的屬性。光譜的兩端分別是兩種極端僵化的人際形式：一端為「疏離」（disengagement），代表自我和他人間的區別涇渭分明，保護了自我的領域，卻容易讓對方感覺冷漠、有距離。另一端為「糾結」（enmeshment），兩人距離親近黏密，形成兩人一體的共生狀態。但往往也失去自主與自由。Murray Bowen深入觀察家庭，發現家人之間同時存在兩股動力：「家庭凝聚」與「追求自主」，也就是「合」與「離」。既想合又想離結果往往造成許多內心與人際間的衝突。 三角關係 P.82 跨代聯盟：孩子成為父母的「情緒配偶」 親職化：孩子變成「小媽媽」 代罪羔羊：孩子被視為「小惡魔」 支持型迂迴：孩子成為「小病人」 detouring-sopportive P .89 意義本身是一種建構的產物，深受每個人獨特的經驗背景影響，所以一句話說出來，每個人都可能聽見不同的意思。 依附關係 P.105 依附關係值得我們重視的原因之一在於：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特質。這些在一歲嬰兒身上觀察到的不同依附型態，到學齡期有八成以上維持原狀，到成年後仍有七成以上維持不變。也就是說安全依附的嬰兒成年後很可能成為安全依附的伴侶，而不安全依附的嬰兒，長大後在伴侶關係中也容易感到不安全。若經歷關係上的重大壓力事件，例如父母離異、父母死亡、父母或孩子本身遭遇重大疾病，有三分之二的安全依附者會轉變成不安全依附。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原因是，依附關係對兒童發展的影響層面非常廣，安全依附的兒童在好奇心、創意、學習意願、問題解決、人際能力與敏感度、領導能力、同儕關係上，都表現得比較優異，而不安全依附的兒童在社交上容易退縮、缺乏動機、缺乏目標，容易出現敵意和攻擊行為。意外懷孕或墮胎不成功等非期望下出生的孩子，即使出生時一切健康，往後卻比一般孩子更常生命、更常接受各種醫療及心理治療。 即使成年後，一個人的依附型態也會影響伴侶關係。國內研究已證實，人際依附風格會影響親密能力與關係。依附安全感較高的人，對自己與他人的看法較為正向，使得他們可以自在地與伴侶相互依賴，不會時常擔心被遺棄，也不會焦慮對方過於靠近，因此比較容易與伴侶維持良好而穩定的關係。而矛盾依附的人因為覺得自己沒價值、沒自信，需要透過親密關係得到肯定與安慰，但又對愛情沒有安全感、患得患失，不斷要求對方給承諾，使伴侶充滿壓力。他們對分離很容易焦慮，當感受到伴侶離開會十分憤怒與痛苦，但當對方回來時，卻又表現出排斥與抗拒的行為，使得關係往往通滿衝突與激烈的情緒。另一方面，逃避型依附的人對自我和他人皆持負面態度，覺得自己沒有價值、不值得被愛，也覺得別人不可信賴，一定會拒絕自己，所以往往因為害怕受到傷害而逃避與人親近。他們甚少表露情感，與伴侶分開時沒有反應，重逢時也很冷淡，讓伴侶很難接近，自然逐漸疏遠。 孩子和父母的依附關係品質，隨著長期的相處，逐漸內化至孩子的內在世界，形成他對這個世界一套固定的看法與慣性的反應模式。他會認定同學都是喜歡/不喜歡他的、大人都是關心/不關心他的、師長都是公平/不公平的、他人是可以/不可以信任的、父母/老師是願意照顧他的需要的，或是只有當他採取激烈的表達方式才會有反應的…。這些內心的定見（internal working model）一旦成行，會使得其他人與他的互動變得很困難，衍生出各種問題與衝突。這些慣性反應也會讓他在調節自己得情緒上特別困難，容易呈現情緒激烈與衝動控制的問題。當我們在學校、社福機構碰到令所有人頭痛、無力的案主，往往碰到的就是在依附經驗史上重複受創、極度不安全的孩子。 熱忱的老師和社工一開始多半願意花很多心力帶這些孩子，卻往往發現孩子似乎感受不到老師對他好，甚至會為了一件小事和老師翻臉，讓老師和社工心灰意冷，覺得自己的付出和回報完全不成比例。這些孩子內心沒有安全感，不相信自己是「可愛」的，認定別人稱讚他是因為他的好表現。當他心理認定大人不可靠、不能相信，他會不斷表現出偏差行為，直到老師受不了而指責他，他就再度確認了他自己心理的負面定見，再度強化了他的不安全感和疏離的人際風格，使別人更難接近他。 情緒反應模式會代代相傳 P.115 臨床工作者很早就觀察到，情緒容易激烈起伏的精神病患，家人的情緒反應多半也很類似。除了個性上的遺傳機制，這些情緒反應會如何透過家人間相互影響而代代相傳呢？ 一個低自我分化程度的人傾向和低自我分化的人結為伴侶，一對低自我分化的父母，在彼此相處及教養孩子時必然較容易受傷情緒支配，經常焦慮，對子女表現出來的自主性感到威脅，自然容易形成親子共生（symbiosis）的狀態，也就是在情感上非常依賴彼此，高度互相影響，導致孩子分化發展上的困難。Bowen認為，低分化的父母因為自己的情緒不穩定，會不知不覺投注情感到某個最脆弱（vulnerable）的孩子身上，把孩子當作自己情感的依靠，使這個孩子在情緒反應上受到的影響大過他的兄弟姐妹，Bowen稱此過程為家庭投射歷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這個孩子可能在學校安靜、有禮貌，在家裡卻是暴君，或是會出現各式身心症狀，讓父母一方面投注更多心力照顧他，一方面卻頭痛不已。 與失落相關的壓力會加大、惡化家庭投射歷程。如果一個母親和自己的父親很親近，當父親過世，傷心的母親陷入憂鬱，而他敏感的兒子可能會感受到母親的低潮，同步呈現對學業、生活無精打彩的情緒狀態，然而母親多半會抱怨兒子很被動、缺乏自主能力，表示兒子的問題讓她心煩而憂鬱，兒子也會因母親的失能狀態而繼續在情感上關注母親，無心於自己的發展，形成愈演愈烈的母子情感糾結。 這樣低分化的孩子長大後，再和另一個低分化配偶結婚，繼續將低分化的情緒反應模式傳遞下去。形成多世代傳遞（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經過幾個世代後，很可能嚴重損害家庭成員的發展，導致出現各種嚴重失能與身心症狀。當治療師繪製家庭圖時，這些代代相傳的情緒模式與身心症狀會變得清晰起來。 ...

這幾天不斷有焦慮的情緒跑出來，是關於握有權力的焦慮。 在工作上，我負責安排工讀生Y進行庶務性工作，並確認進度能在期程內完成。我與Y保持著友好的朋友關係，給予很大的自由來決定工作的時間，臨時請假、或需要趕作業等，當然都有彈性可以協調，我也享受著這樣較無壓力的工作關係，一邊確認進度能如期完成。 直到前幾天，Y原本約定好上班的日子卻臨時告知請假，讓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反應，因為Y前一天才信誓旦旦地告訴我一定會來完成工作，但卻在當天中午告訴我要和家人聚餐，使得預計的工作進度可能延遲。在那個當下，理論上我應該感到憤怒，但是我卻不願意表達憤怒，只想繼續保持友好的關係，使得我處在一種非常矛盾的情緒中。我一方面覺得我可以繼續體諒、包容對方，但另一方面又覺得這種情況我應該感到生氣。 後來，這件事讓我感到焦慮。首先，我很抗拒憤怒的情緒，深怕憤怒會讓原本友好和平的關係受到動搖甚至被破壞；第二則是，我反省自己經常默許Y的臨時請假，也許是導致這件事的原因之一，因為不想要有壓力的工作關係，所以選擇用給予最大的彈性自由，但卻造成各種不穩定的狀況發生。最後，這讓我反省自己「不懂得如何當一個管理者」的缺點。 由於討厭權力和控制，所以我非常抗拒要去「管理」別人、站在權威的位置。我清楚知道自己不擅長擔任「握有權力」的角色，也害怕權力造成壓迫、不公平、不正義的可能性，深怕他人因此感到生氣或不高興，讓關係變得不穩固。總之，權力讓我感到好焦慮，因為我不知道如何看待手中握有的權力，或是該如何適當地「運用權力」。 另一件事情是，參與今年街頭尾牙時，剛好有天負責特別多人的南門，我很擔心食物不夠或分配不均的問題，因為往往會造成某些無家者的不滿。在分配食物時，我秉持「一人一份」的原則，但還是碰到許多突發狀況，例如，有人想幫朋友多拿兩份、或是直接伸手拿走我們正在發的食物。雖然在分配的原則之外有彈性的空間，但是當我站在這個位置、作為食物/資源的分配者時，我仍然感到焦慮，擔心別人不滿的情緒，是否表示分配不公平，或是手中的「權力」沒有運用得很好？（尤其是在人數眾多的南門） 當然，我知道「凡分配必有不公平」的法則，劃定一條線的範圍時，必定會有人被排除在外，但我還是很理想地希望可以減少那些不滿的情況發生。（這應該就是所謂的濫好人。） 回過頭看自己寫的東西，會覺得自己太過固執或濫好人，但是這的確是我的想法沒錯，我只是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那份焦慮，也尚未學會處理權力關係。 最後，關於權力關係讓我想到《開放對話・期待對話》提到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可能建立一個完全與權力無干的關係。Michel Foucault主張權力關係是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存在於整體社會的所有建制之間、男女之間、家人之間、師生之間、有知識者和無知識者之間……』。如果這是真的，我們是不可能踏出權力關係的，只能心存戒慎：『權力關係的本身沒有好壞之分，但它具有危險性。因此我們必須從各方面來思考如何用最好的方式疏導其力量。』」（Michel Foucault，1983） 「對話關係也是權力關係，因此我們有必要仔細思考如何用最好的方式疏導其力量。公開面對憂慮、藉鼓勵共同行動來打開主觀觀點的空間並避採改變他人的策略性行動 — 這些作法也都是在不對等的關係中施展權力，但我們承認並尊重這不對等關係。」P.119 後記 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心得後，似乎得到不少迴響，我才想到或許也有不少人曾經驗到類似的焦慮狀態，擔心自己手中的權力造成任何一點壓迫。後來我想到，這樣的焦慮可能跟過去的經驗有關，在NGO倡議、政策推動、弱勢者的賦權等，其實都不斷地在對抗不同樣貌的「權威」，包括政府、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握有影響力的少數人。

P.8 直到現在，無論是以工作為目的的旅行，或偶爾在飛機上為跨國旅行做準備時，我仍會利用機會，全神觀看地圖。此生對地圖的著迷，引領我在工作上把它當成一種隱喻，與為了各種問題、困境來找我諮商的個案對談。當我們一起坐下時，我知道，我們即將踏上一段沒有特定目的地的旅程。我也知道當我們接近目的地時，也將同時踏入其他不同的經驗世界。 從許多地方都顯而易見的是，我知道這些旅途中的冒險，並非在確認已知的事物，而是讓人期待生活中的那些可能性。例如，在治療對話脈絡中，個案會調整他們的目標，做出一開始無法預見的改變。曾有人在治療對話初期，設定要讓自己變得更獨立，卻在對話當中丟棄這個想法，轉而追求更能坦然地接受一段親密關係。曾有一對夫妻原本想化解關係中的各種歧見，但在治療對話中期，轉而希望能夠瞭解並欣賞彼此的不同點。 我在本書中檢視的地圖，就像其他地圖一樣，能作為旅途的指引。不同的是，這段旅程陪伴的對象是遭逢生命困境或問題的人。如同其他地圖，這些地圖能協助我們找到非特定、非事先決定的目的地。再者，書中呈現的地圖，清楚地指出各種不同的路徑，可以引領我們到想去的地方。這些路徑可以系統化，成為經常出現的常客。為了因應需求，我明確展現這些年來用過的地圖，讓我發展出的治療過程更透明。我要強調，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書中的地圖，它都不是敘事治療實務工作的「權威」或「標準」版指引。 身為這些地圖的創始者，我必須強調，並不是用它們來維持治療對話中的秩序。治療對話不應被定規，我也不會試圖對各種問題的反應方式先做出決定。我知道這些地圖會為我開啟和人們互動的各種可能性，讓他們得以探索自己生命中一向受到忽略的範疇。這為人們指出許多不同途徑，用他們未曾想像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問題和困境。 地圖形塑一段治療的探索之路，人們突然發現自己想以全新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生活，對過去所拋棄的面向重拾好奇心。他們樂於尋求曾被自己忽視的自我認同，偶爾也會以自己對問題的回應而自豪。我相信地圖形塑出治療的探索之路，使治療師的工作與個人生活中發展出的故事都更為豐富，這能成為靈感來源，至少對我而言的確如此。 外化對話 P.12 許多尋求治療的個案相信，他們遇到的問題同時反映出自身或他人的問題，或是他們與別人的關係出了問題。這樣的理解讓他們致力解決問題，卻不幸地總是發現問題更加惡化。這使個案更堅定相信：問題的確反映了某種「事實」—問題一定在於自己、他人或種種關係的本質與特性。簡單地說，人們逐漸相信問題是內在的，自己或他人就是問題所在。這種信念只會讓他們更深陷於原本想要解決的困境中。 外化對話（externalizing conversation）藉由將問題客觀化，為原本將問題視為內化的想法解套。將問題客觀化，使個案能將自己和問題切割：問題就是問題，問題不等於人。在外化對話的脈絡中，問題不再代表人的本質，從困境中脫身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事。 P.24 前面談到，許多尋求治療的個案相信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同時反映自身或他人的問題。遇到這種情況時，他們會努力解決問題，最後卻發現問題變得更嚴重。這使他們更堅信，問題確實反映出某種「事實」－問題一定是出在自己、他人或種種關係的本質與特性，問題是內在的，自己或他人就是問題所在。 諷刺的是，這些非常內在的認知（以及因這些認知而引發的行動），一開始主要都和問題的發展有關。建構這些內在認知的習慣性思考主要來自文化現象，所以可以說許多要治療的問題本質上都具備文化屬性。許多思想家曾追溯過這種文化現象的歷史，包括Michel Foucault。我並非想在本章延伸討論Foucault對這種現象的認知發展有何貢獻，我已經在其他作品談落。以一些評論是關於Foucault的貢獻，我想已然足夠。 Foucault從十七世紀中的西方文化回溯這些關於生命與自我認同的內在認知。他提出某部份是以下這些發展的結果： 「分離實施」（dividing practice）－區別受損個體、將無家、貧窮、瘋癲或弱者與一般人加以隔離。 鎖定並將這些個體的病理予以分類，使個體客體化。 將「正常化評斷」（normalizing judgement）視為社會的掌控機制，引發人們以專業規則所建構出來的生活典範與發展，用以估量自我與他人哪些言行有違標準。 分離實施、科學化分類以及正常化評斷機制的發展，促成了個體自我認同的客體化。人們生活中所遭遇的許多問題，都成了其人格中不可動搖的「事實」。以專業訓練的背景為例，治療師會指出某人的「病理」或「機能障礙」狀態；把它放到更廣的文化層面來看，個案會無認為自己或他人是天生「能」或「不足」，這種情形並不罕見。 在外化對話中，問題就是問題，不與人劃上等號，這種作法與將個體自我認同客體化的情形完全相反。它將「問題」客體化，和一般文化中將「個體」客體化的作法有所不同。 當問題與人分離，當人們不再受陷於自我認同是唯一的「事實」，不再受陷於對生命的負面認定，對生活困境採許新行動的選擇變成可能。這種將自我認同與問題分離的作法，並不會讓人放棄自己面對問題的責任；相對地，它讓人們更願意去承擔起這份責任。如果問題等於人，除了自我毀滅外，幾乎別無它法。但假設人與問題的關係能被界定得更清楚，如同外化對話的技巧，許多修正這種關係的可能性就會隨之出現。 P.26 在外化對話中運用的探索技巧，可以比擬為調查報告書。調查報告書的主要目的是揭露濫用特權的貪污行為。調查報告者並非政治中立，而且他們的調查行動本來就不是要解決問題、改革或與涉嫌濫用特權者展開角力。報告者通常不會在調查中過於投入，他們的行動倒經常反映出一種相對「冷酷」的態度。 為了回應治療師所提出的調查問題，前來諮商的個案也會將自己定位為類似調查報告者的角色。他們藉由這種方式參與揭發問題的特性，它的運作、行為及背後的種種意圖。在此階段不會鼓勵個案將焦點放在如何努力解決問題、改善問題，或和問題直接角力。 例如，某位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前來諮商，第一次會談時，與個案相關的最嚴重問題就浮現出來。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問題被視為比較緊迫的經驗，而極少用類似「精神分裂症」的字眼談論。在生活議題中，這些問題或許是較獨特的，被視為個體的失敗或匱乏，或「敵對聲音」（聽覺幻想）所犯下的暴力掌控。就像我遇到的哈洛，他說那個敵對的聲音如何迫使他順從騷擾。這段治療關係所發展出來的外化對話，並不鼓勵個案過去參與敵對聲音。它並不鼓勵哈洛直接面對、馴服或對抗敵對聲音；相對地，這段過程鼓勵哈洛找出它們發聲的方式、描述它們建立統治權所使用的戰術、辨識它們成為權威的策略，以及確認所有事項與意圖，藉此將敵對聲音具象化。 種種揭發惡行的方式都減弱了所感受到的敵對聲音。例如，研究敵對聲音所運用的戰術與策略，便讓它們的力量減弱不少。愈來愈清楚的是，它們所發表的宣言如何形成高度忠誠，接著這些宣言也失去了原有地位，使從未受過質疑的「真理」面臨挑戰。這種拆穿西洋鏡的作法，為個案鋪了一條路，讓他們找出生活中的其他目標、所擁有的其他針對事物，這些在先前都因和敵對聲音不合而受到忽略。 於是空間產生，在當中這些其他的目標與價值更豐富地被知道：其歷史得以被揭露，和這些目標一致的行動計畫也跟著發展。有時這種發展也會提供機會，使人找到支持這些目標的聲音，或找到原來並非同志卻可能是「隱形朋友」的新聲音。根據我的經驗，個案成功修正與聽覺幻想的關係後，就能在生活品質上產生重大的正向成果，並減少精神問題所帶來的破壞。哈洛就是如此，他認為自己修正了與精神分裂聲音的關係，這成為他生命中的轉捩點。 強調前來諮商的個案與問題保持「冷靜」的關係，並非指治療對話應該沒有感情，或將個案從問題的經歷中完全抽離出來。相反地，我發現外化對話經常能協助個案表達出某些以前從沒有機會表達的生活經歷。 在早期外化對話的「冷靜」關係中，個案得以超越問題的「遊戲場」（playing field）；亦即把問題放到非原生的領域。如此一來，他就能體驗到生活受問題破壞的感覺愈來愈少，也開始覺得周遭環境不再有那麼大的壓力。當個案帶來的問題中，包含了重大壓力時，這種結果會顯得更重要。以精神分裂症為例，壓力與病患的遭遇間有著很明顯的關連。事實說明，任何鼓勵「激烈」關係的治療對話—提倡面質那些聲音—會使得病患臣服於醫生的診斷，面對各種經驗時更脆弱。 當外化調查報告的對話發展到某個程度，亦即當個案體驗到自己和問題有所區隔，抑或他們開始讓和問題衝突的意圖與價值發聲時，另一個與問題相關的態度便隨之出現，而且它通常與調查報告者的態度輪替或一起出現。個案會開始行動以降低問題的影響，並追求他們讓為對自己重要的事。 第二階段的態度及隨之而來的行動，是在將問題具象化過程中，運用各種隱喻形塑而成。例如，假若個案認為問題的具象是壓抑的，他就會採取相反的態度，以行動將自己從問題中「解放」出來；如果個案覺得問題是個不公平的角色，他就會採取道德感的態度，並採取行動以修正這種不公平；要是個案將問題看成一個未被告知的角色，那他就會採取教育者的態度，以行動來教育問題應該如何為人們的生活著想。 雖然個案運用各種不同隱喻來代表他們生活中的問題，但在某些研究論文中會假定這些隱喻都在鼓勵個案與問題「對抗」、「戰鬥」，好「消滅」或「打敗」它，這些針對外化對話的批評，利基於他們對外化對話的目的及隱喻的慣例運用有何想法。他們認為這些隱喻使生命與自我認同的父權式交談（patriarchal discourses）再現；激發高度的個人自主意識而有損關係中的生命認知；使人類行為的二元或二選一發展；並讓人們的經驗晦暗不明。雖然這些批評力基於對外化對話的誤解，但我相信考慮這些事仍是重要的。身為治療師，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談話及思想負責。我們擔負著獨特的責任，必須考量自己是否會不智地促成各種形式的生活及自我認同，使個案失去多元的生活方式，或無意中串連起地方文化的權力關係。不斷質疑自己在治療對話中所支持的隱喻，也是這獨特責任的一部份。 引介「對抗」、「戰鬥」等隱喻，或為它們排序，同樣可能帶來危險。如果外化對話中的隱喻，將「成功」侷限在消滅或打敗問題，那麼當個案發現問題再度浮現實，他/她或許會認為這是個人的失敗。這可能嚴重打擊個案想修正與問題關係的精神。如何在外化對話中選擇隱喻相當重要，所以我將以更多篇幅探討這議題。 P.29 隱喻相當重要。所有發展外化對話時所使用的隱喻，都是從能夠激發生命與自我認同的特殊談話中借來的。這些對話影響人們解決問題時所採取的行動，也可以說這些對話形塑了生活的點滴。為了回應外化技巧鼓勵人們投入戰鬥以消滅問題的批評，最近我檢視了自己過去二十年來以這個主題所撰寫的文章。在檢視過程中，我發現只有在其中一篇曾使用到對抗及戰鬥的隱喻。那是我第一篇以外化對話為主題的文章，內容除了呈現「對抗」、「戰鬥」 等隱喻，也出現了其他不同角度的隱喻。檢視這篇文章的同時，我也列出一些隱喻，是人們在修正與問題的關係而決定採取行動時所用到的，我也列出這些隱喻明確的來源。包括： 從問題中走出來、問題被遮掩、驅逐問題、向問題提出罷工、對問題水土不服、將自己和問題分開、反抗問題的要求、剝奪問題的力量、對問題的影響提出異議、教育問題、逃離問題或從問題中解放、從問題中恢復或回收屬於自己的生命領土、削去問題的根基、減少問題的影響力、婉謝或拒絕問題所提出的合作邀請、離開問題的範圍、投入改造問題的行動、從問題所投射的陰影中走出來、減少問題對生活的掌控、從問題中重新奪回生活、向問題的服務辭職、從問題中搶救自己的生活、從問題中東山再起、馴服問題 P.34 雖然我對於運用敵對式隱喻，及建構所有描述問題的隱喻都提出質疑，但並無意表示這些隱喻和下結論的技巧永遠都不適用。有時個案帶著強烈意識而來，認為自己正為生存而戰。對這些人來說，戰鬥與競爭的隱喻及為問題下結論最為適用。至少治療開始時如此。這些個案經常順從各種形式的虐待與利用，我一直都知道戰鬥心態的發展與行動，對他們的生存來說至為關鍵。 在此情況下，我認可這種心態的重要性。對於他們認為這些行動的本質能確保自己的生存，我也表達肯定，並一起探索由這種隱喻形塑成的進一步行動。不過我不會主動引介戰鬥隱喻，也不會帶頭對問題做出結論。個案若偏好單一戰鬥隱喻，我會保持警覺，注意是否有其他隱喻可用來描述行動或計畫，以修正個案與問題的關係。對其他隱喻的浮現保持警覺，能讓焦點逐漸從「戰鬥」轉移到其他事物。將隱喻的焦點單一放在戰鬥隱喻，會很容易我先前提到的危機：形成「堡壘心態」（fortress mentality），增加受傷的體驗；長久下來會出現疲累感，個人的力量也會不斷減少。 重寫對話 P.56 人們尋求治療師諮商，他們訴說故事；訴說促使他們前來的問題或困境的歷史，他們也會說明什麼讓他們決定尋求支援。在此過程中，個案依據主題或情節，透過時間順序排列自己的生活事件。這些主題經常反映出失落、衰敗、無能、無望或價值缺乏的同時，個案會按照慣例，參考故事裡的人物或主角。他們會和治療師分享結論，一是這些人物或主角的身份，再者是這些角色的動機、目的以及個人特質。重寫對話（re-authoring conversation）邀請個案繼續發展並訴說生活的故事，也幫助個案納入某些較被忽略卻具有潛在重要性的事件與經驗，這些事件與經驗不在主要故事線裡，它們可被視為「特殊意義事件」或「例外」。 為重寫對話提供契機的正是這些事件與經驗。它們提供另類故事線的切入點，而這些故事線在對話一開始很少被看見。治療師促成這些另類故事線發展的方式是導入某些問題，這些問題有的鼓勵個案再現他們的生活經驗，伸展心智；有些鍛鍊他們的想像力，或運用創造意義的對策。個案會開始好奇並著迷於先前所忽略的生活層面或人際關係，隨著對話進行，這些另類故事線愈來愈明顯，並以過去為基礎，成為重大的經驗。此外也為個案提供基礎，在因應問題或困境時產生新的想法或作法。 文本與生活 P.70 由於我對敘事隱喻與創造意義的活動都有興趣，所以深受這種將故事結構詮釋成雙重藍圖的概念吸引。我對敘事隱喻的興趣立基於一種假定：人們藉由將生活中各種事件的經驗放進可解讀的架構中，並賦予這些經驗意義。我的結論是，敘事結構提供了主要的解讀架構，在每天生活中進行創造意義的活動。這種假定和一種前提相關，就是我們和其他人交換生活故事時，也建構了自我認同。行動藍圖與意識藍圖的概念，為人們在敘事架構脈絡中如何參與意義的創造，帶來獨特的認知。 我從文學理論中借用雙重藍圖的概念，並非要指出生活是單純的文本。但我就像許多人一樣，確實相信我們能在文學性文本的結構與每天在生活中創造意義之間，畫出平行線。行動藍圖與意識藍圖的概念，似乎與我們理解人們在生活中創造意義的活動、建構個人敘事以及透過每天生活的行動所構成的自我認同有所關聯。再者，這些概念似乎與治療任務特別相關，因為我相信治療就是關於個人敘事的再開發，以及自我認同的重新建構。 重組會員對話 P.116 重組會員對話（re-membering conversations）是由以下概念所形成：自我認同立基於「與生活的關聯性」，而非以自己為核心。具生活關聯性的組成成員，是一個人過去、現在與計畫的未來中重要的形象與身份，對建構個人自我認同來說，極具影響力。重組會員對話提供個案機會，重新修正與生活相關的組成成員：提升或貶抑某些組成成員的地位；重視或廢除某些組成成員；為對個人自我認同重要的聲音賦予正當性，或因不重要而撤邀其會員資格。 重組會員對話不單是被動蒐集，而且是有目的地再投入自己的各種經歷與關係，找出對自己重要的形象，及個人現在與計畫的未來中的自我認同。形象的識別與自我認同，在人們生活中有許多被重組的可能性。這些形象的識別與自我認同不須要在實際生活中真的認識，就能成為重組會員對話的重要成員。例如，它們可能是重要著作的作者，或電影、漫畫裡的人物。這些形象或自我認同也不一定是人類，可以是童年時期的填充玩具或喜愛的寵物。 P.121 重組會員定義所喚起的，是將人生和自我認同視為一種組織或俱樂部的意向。這種生命組織的成員，是由當事人經歷中的重要角色所組成，也包含當事人在當下狀態的自我認同，對於思考他/她如何建構自己的自我認同，是相當有影響力的聲音。重組會員對話讓人們有機會修正生命組織裡的成員，提供重新建構個人自我認同的開端。 定義式儀式 P.146 在治療療程中置入定義式儀式（definitional ceremonies），可以為豐富的故事提供發展脈絡。定義式儀式認可個案的生活，並加以「重新分類」。這與當代文化中的許多儀式，評斷人們的生活並使其降級，二者形成對比。在許多被降級的儀式中，都以社會所建構的基準，度量個案的生活。個案因而被評為不當的、沒有能力的、脫序的，並常在自我認同上失敗。定意識儀式提供人們選擇的機會，在仔細選擇過的局外見證人（outsider witnesses）面前訴說或展現自己的生活故事。局外見證人會依據特定的認知慣例，以重述的方式回應這些故事。局外見證人的回應，並非依據當代的正向回饋（給予肯定、指出正面之處、恭賀式的回應等等），也不是依據專業評估與詮釋。局外見證人的角色不是要形成意見、給予建議、做出宣示或引介道德或訓誡故事。相對地，局外見證人投入對話的方式，是道出吸引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內容所喚起的意象、與這些故事呼應的個人經驗，以及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如何受這些故事所觸動。局外見證人的重述，有利地重現個案重視的生活方式，並給予高度認可。此外，個案透過重述，體驗自己的生活能夠和他人共享及珍視的主題搭上線，這讓個案面對生存的對抗策略更為強大。 定義式儀式的起源 P.159 文化人類學家Meyerhoff的著作，讓我們能更完整地理解聽眾貢獻的重要性。她對於「定義式儀式」在自我認同計畫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鼓勵我們更深入地探索與發展在治療對話中加入聽眾的選項，並研究哪種聽眾回應的類型最能促成豐富的故事發展，以及讓個案生活中的美好發展具有持久性與延展性。Meyerhoff在描述定義式儀式時，提供了一項來自洛杉磯凡尼斯以年長者為主的猶太社區之報告。這個社區是她在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工作焦點。 ...

第一次看不懂的《范保德》，現在我懂了。 忘記多久以前，在MOD看完 《范保德》 後，只覺得沒頭沒尾，並不瞭解導演想傳達的意思，尤其是深夜離家的那段對話。直到昨天在Netflix上再看過一次，我想我懂了。這段期間，我讀了點家族治療的書籍、學習仔細觀察家庭動力，於是就發現諸多具有象徵意義的場景和物件。 現在， 《范保德》 成為我心目中的愛片之一。 一切都是循環 正如范保德在日本所說：「能量是不變的，一切都是循環。」 導演透過父子三代的歷史，表達出家庭內不斷重現的情景和故事。阿公的離家，對比著《《范保德》》的離家，不同的是他選擇返家。 家庭、人際關係，種種的故事都在不同時刻重新上演，好比那座樓梯一般，是一種循環。片中經常出現的「煙」，吐露出對於循環的無奈，更是感嘆生命的「無常」。 這段范保德和郭毓琴在旅社相遇的畫面，穿插著紐曼和妮可在洗衣店聊天的畫面，旁白說了以上我覺得很重要的話，那就是：「過去的故事都隱藏在未來之中；未來的故事都隱藏在過去裡。」 再次地，循環的概念出現，導演引領觀眾用更遠觀的角度看待所有發生在家庭、小鎮上的事。如同站在遠處遙望般，視野寬闊，物件變得渺小，所有的故事看似重複上演，而一切的一切漸漸走向「無常」。 所有故事在我死亡之後，都仍繼續，只是不再有我 進入片尾，主角死後的這段體悟，充滿存在主義的色彩，並且用隱喻的方式詮釋自己的死亡，我認為是全片最精彩的部分： ...

繼上次看完《千年女優》、《東京教父》之後，這周看了光年映畫代理的《妄想代理人》，總共有13集，分為前篇1–7集約3小時、後篇8–13集約2.5小時。不得不說，看完《妄想代理人》之後，幾個場景一直圍繞在心中，今敏畫的詭異笑容真的有種「笑得你心裡發寒」的感覺。 《妄想代理人》是今敏唯一的電視劇集作品，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的故事完整、每個人物之間多有串連，而且呈現幾個敏感議題，像是創傷、雙重人格、妄想症等，另外也有升學壓力、職場壓力、婆媳問題等親民的議題，這些發生在家庭、校園、職場中的故事和心理困境大多能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所以蠻容易產生共鳴。 我自己在觀影過程中，都很期待每一集的主題和故事，看完前篇1–7集後就迫不及待想知道結局是什麼。不得不佩服今敏的編劇功力，每一集長度雖然不長，但會讓人意猶未盡地期待，並且總是留下幾處伏筆給人反思。 瑪洛米與球棒少年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瑪洛米和球棒少年都是月子在童年創傷的產物，因為月子無法接受小狗被自己害死的事實，造成球棒少年這位「不存在的兇手」的誕生，瑪洛米的角色原型也被埋藏在這段創傷記憶裡，直到月子將它畫出。球棒少年的幻象成為月子逃避現實時的補償機制，所以當月子再度面臨交稿的壓力時，球棒少年出現並說：「我回來了」。 可愛的瑪洛米給人安穩的感覺，隨著玩偶熱銷，東京市也越來越多人將瑪洛米帶在身邊。然而，瑪洛米背後潛藏著月子的創傷，讓人產生逃避現實的幻想，讓痛苦暫時得以減緩，滿足心中的想望。今敏將這樣的幻想用瑪洛米和球棒少年來表示，並且，它成為整座城市的「集體潛意識」，每個人都透過瑪洛米被月子的創傷所「感染」。 ...

P.122公認的故事 家庭前來接受治療時，會帶著一個公認的病患（offical patient），並熟練的把自己的某一面呈現於陌生人面前，這就是所謂公認的故事（offical story）。這個故事大都組織完整。我們必須尊重這個故事，不過也必須知道，它是一個經過簡化、重新組織過的故事，在其中看不到任何的替代方式，也聽不到與故事不相干的其他訊息。家庭中豐富的人的特質已受到人為限制。 當然，我們可以假設一定還有內情，一定存有其他故事。就像豐富的十九世紀小說，那些引人入勝的曲折情節，在一開始往往看似無關緊要，最後卻都成為關鍵的敘述。這些不同的情節會出現在不同成員的個別敘述及實際行為當中。治療師必須仔細聆聽家庭帶來的公認故事，因為這是他們共同關注的焦點。不過等到他加入並提出質疑時，應該對各種不同的看法保持好奇。當他追查家庭成員呈現的主題時，應該鼓勵家人互相討論這些主題。如果他有足夠的警覺性與好奇心，一定能很快地發展出公認故事未能預期的情節。 家庭故事可以分成兩個層次：它們既是敘事，也是戲劇。敘事總是即時被整理出來，依照時間順序排列，內容也有一致性。情節、人物、結果都依序展開，家庭成員依照他們在故事中的角色，扮演好自己的部分，或以說故事者的身份敘述故事內容。不過說故事的過程中總是會受到干擾，容易出現某些不一致。某個家庭成員可能說出不同的故事、保持不尋常的沉默或明顯干擾別人。這些都是與劇本無關的雜音。治療師若要追查這些不一致現象，可將之放大，讓受影響的情緒面突顯出來。這時，蟄伏或為表達的衝突開始顯現，而這些衝突與家庭拒馬裡其他元素的關係也會一一浮現。 P.124家庭記憶 結構派治療師，即所謂的介入型家族治療師，通常都注重親身參與的治療過程，忽略家庭過去歷史；或許這是對心理動力取向的一種反動，因為心理動力治療師非常重視過去的資料，好像兒童時期的一切決定人的未來命運。我們認為，與過去相關的事就存在於現在，它們會出現在今日的互動之中。 從臨床實務上看，對家庭歷史的重視都發生在治療的中間階段。此時，家庭與治療師已建立信任關係，一些與家庭歷史的資料逐漸浮現。這時，父母的過去、他們的父母，以及各自的原生家庭，都成為治療師感興趣而且可以用來建構假設的資料。治療師與家庭從這當中瞭解過去事件與現階段家人的想法，及互動方式之間的相關性。瞭解兒童階段的舊有模式如何不合時宜出現在目前的互動關係中，就可能對現有症狀產生一些新的詮釋觀點。今日的自己常會被過去所綑綁。

閱讀心得 閱讀心得｜《找回家庭的療癒力：多世代家族治療》 P.28 傑出的建構主義理論家Von Foerster在著作《觀察系統》（Observing Systems）中，強調觀察者的主體性在系統中的重要性。他觀察到，對現實的每一種描述都是自我參照的，為了要獲得知識，我們必須從瞭解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開始，這意味著，為了瞭解人際間的關係，觀察者進入現實時，是以整個自我（whole self）在觀察，因此觀察者所蒐集到資訊的品質，取決於他和觀察對象之間所建立的關係。 治療師的工作是，觀察個體的感覺、解釋、詮釋，以及他們將意義與意圖歸因於自己的人際關係的方式。因此，治療關係成為一個雙方積極參與的理解與成長之歷程，創造一個對於家庭事件和關係意義的新敘述。 P.28 內隱知識的領域是 非語言、非象徵、無法言喻及無意識的，由動作、情感模式、期望和認知模組所組成。大部分我們對自己與他人關係的瞭解，包括移情，構成了這種內隱關係知識的一部分。 多世代家庭的敘事 P.34 一個人出生，往往被描述為一場投入虛空的冒險。不過這是不實之說。事實是，迎接我們的並非虛空，而是一道像似安全網般的網絡。出生，就像是被拋進一本人物與情節已經佔滿篇幅的書本中；出生，就是自曝在部分規則已經寫定的現實裡。我們的存在將改變這些敘事的情節，甚至可能改變敘事的結局，但我們永遠無法將自己隔絕於進入故事之前的章節之外，這些章節必然影響我們，因為我們是他們的孩子。 P.35 每個家庭的歷史都是複雜又獨特的編織體，由時序中相互依隨的個人故事、代間聯繫及共同的經驗所組成，與其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組成，更可說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之間所組成。 與過去相比，儘管現代家庭可能凝聚力較低，但是家庭成員之間仍有著無形的牽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串連起過去、現在和未來，並將每個世代的歸屬感連結於獨特的族譜。如此一來，即是每個人都是自己個人歷史的創作者，但由於每個人生下來在家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仍不可免地參與者代間腳本的演出。家庭隱隱地被期許要符合期待與角色，並或多或少在無意識中服從於那些主導是代間傳遞規範、價值觀和行為的歷程。 即使是在為孩子命名的選擇上，也可能是回應世代期待、角色和文化規範。文化規範可能要求在出生順序或性別上要依據前幾輩長者的名字來命名，也可能是為了紀念好幾代中已故的家庭成員而重複命名，以彌補過去的缺憾或失落。這些作法有可能成為個體一生中巨大的負荷；有時，人們改換名字，就是為了試圖逃避或擺脫他們在出生時就灌注於名字裡的種種。 隱形的忠誠Invisible Loyalties P.36 個人內化並遵守系統中未明示的規則，會發展出對系統的許多忠誠方式，而且會一代又一代傳遞下去，並且難以消除。對多世代敘事及其規則的忠誠與尊重，會影響家庭中的每一段關係。原本照顧與關注子女的成年人，反過來成為孩子必須償還的一連串「債務」（debt）的債主。伊凡・納吉（Ivan Boszormenyi-Nagy）與史巴克認為，子女對父母的關係債，在短期間很難解除，並會形成跨世代連結的基礎。有時，即使子女長大成人、自組家庭之後，父母與子女間的「債務」關係仍如岑在。在某些情況下，債務關係會在第三代出生，並以其作為回報第一代的付出而解除。 婚姻關係代表著從原生家庭邁向個體化的決定性步伐，但有時，父母會將子女在新關係中對配偶的忠誠視為對自己的不忠誠。因此，世代間垂直面向的忠誠與伴侶間平行面向的忠誠形成交錯，在當中必須有所平衡，能在新與舊「任務」間有所調和，才不致於在不同面向之間產生衝突。伴侶關係正處於被他人傳承及傳承他人的交匯點，重要之處在於，隱形的忠誠並非必須貫徹履行，反之，要去挑戰它們。 自我分化 P.43 依據Bowen的說法，在短短一百五十至兩百年的時間裡，一個個體是由六十四到一百二十八個家人所繁衍出的後代，並且每個家人都傳遞了一些東西給這個個體。透過各種被我們的情緒系統所影響的迷思、傳說、忠誠、記憶、他人意見，我們經常很難對個人的自我有所認知。 Bowen追溯久遠的世代，重建家族歷史，在過去找到線索並與現在有所連結，這在治療師當中可說是空前絕後的創舉。他的研究聚焦於個人及其歷史，致力於將個體從他所稱的符合完全融合狀態之「家庭自我團」（ego family mass）中進行個體化。 Bowen將工作重點放在家庭發展出來用以減緩焦慮的模式。焦慮之所以產生的關鍵因素在於，關係中的情感過於緊密或太過疏離。Bowen從這裡發展出由原生家庭進行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self）的概念。這是他的理論之核心基礎，意指家庭內高度的情緒融合，會阻礙個體在與他人互動時感知完整的自我。而他所謂的分化指的是持續進行自我界定與個體之分離歷程。然而，這個歷程無法在伴侶或核心家庭當前關係中發生，必須回到各自的原生家庭進行，以使個體在開放與彈性的關係系統中獲得自由與覺察。分化，是個體持續一生之久的功課，自然無法免於干擾與阻礙，也會受到幾種因素的影響，例如：核心家庭的情緒壓力與焦慮，核心家庭又受到原生家庭情緒疏離/融合的程度，以及成熟/不成熟的代間傳遞歷程所影響。「原生家庭」這個概念之所以能成為伴侶或家庭工作的資源，源於一種信念，亦即跨世代驅力對當前關係具有重要的影響力。 情緒切割 P.45 在歸屬（belonging）與分離（separation）之間尋求平衡，是人一生中最艱難的歷程，而且，遺憾的是，不盡然都能成功。我們總是不斷地陷入不滿意、強迫性重複的關係模式中。歸屬與分離，代表的是兩種情緒立場，是邁向分化目標必要的元素。不論是親子或伴侶關係，歸屬與分離是和諧情感關係中兩大重要的情緒動力特徵。但是，歸屬與分離很少用階段論來理解，而是在經驗上彼此戶斥的概念：當我們有所歸屬，就難以分離；當我們分離，就必須放棄歸屬。如果融合（fusion）被定義為歸屬、且不容許分離，那麼，**情緒切割（emotional cutoff）**便代表了同樣有問題的另一個極端：一個人從家庭與情感聯繫中突然、通常帶有衝突的身體及/或情緒上的疏遠。 這是家庭中出現一位或多位成員嚴重疏離的狀況，以「保護」他們不受「未竟事宜」帶來的威脅，也免於在非常重要的家庭與文化聯繫裡經驗到失去連結的感受。這種關係型態是關係心理學的核心觀點，會使人在成人期時有情緒不完整的感覺，並陷入發展性的僵局，其所產生的不適與抑鬱狀態，不僅出現在個體內在，也會出現在伴侶及親子關係中。 情緒切割經常來自一種幻想，以為只要離家了，並與原生家庭切斷所有聯繫，就可以獨立自主；事實上剛好相反，像逃犯一樣遠離家庭的離家者，與原生家庭懸而未決的議題會造成更大負擔，且無意識地在其他關係中不斷重複，迫使他尋求補償以填補空虛、麻痺痛苦。 P.75 許多主流的多世代家族治療師，將家庭視為一種情緒系統，此情緒系統之特徵包括具有導向分化的驅力與保持凝聚的驅力。在這個模式中，家族歷史，也就是與原生家庭及過去重要人物之間的關係，扮演著核心作用。由發展面向及歷史脈絡來看家庭結構，使我們能夠將三人關係至於三代的層次上，促進對個體與當前關係進行更多元的重新詮釋。考量時代和歷史面向，使我們能在過去、現在、未來之間來回，穿梭在祖父母、夫妻與子女關係之間。在這個縱軸上，可看見人們成長過程中的態度、期望、迷思、害怕，這些都是由上一代循著三人關係路徑傳遞給下一代的。 關係心理學建立在將家庭視為一個情緒系統的理解基礎上，家庭的價值觀、迷思、忠誠和行為模式，會經由世代而傳遞與改變。 家庭雕塑（family sculpture） 由家庭雕塑者（某位家族成員或治療師），依據家庭成員之間的親近或疏遠程度，來雕塑會談室內每個人的位置。每個成員要呈現特定身體位置、姿態和動作，用以代表不同的情緒狀態（快樂、悲傷、退縮、疏遠），以及情緒的連結/失去連結。缺席或過世的重要家庭也可以進入這個充滿象徵的展現方式，它喚起回憶的力道強烈。當人們在雕塑中安排好位置了，他們要維持他們的姿態，安靜幾秒鐘。在這個非語言的雕塑扮演之後，每個人，包括雕塑者，都要針對自己在特定角色中所經歷的情緒進行回饋。這第二部分的工作常重要，因為它讓每個人非常強烈且真實地分享深層的個人和關係感受。 三代家庭 P.93 系統—關係（systemic-relational）的評估，係指在人類關係的複雜動力中，觀察個體的行為及症狀，目的是理解在個體所處的關係脈絡中，影響個體認同及性格發展的歷程，觀察的範圍由家庭開始，並將焦點延伸至學校、人際、工作環境、尤其是更大的社群群體。因此，關係取向的觀察（Relational Observation）試圖藉由觀察過去創傷、家庭情緒切割、婚姻危機、突發事件，以及個案目前行為之間的關係，將個案目前的抱怨與問題，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所表現出的狀況等，和相關的家庭事件連結起來。因此，我們著重在複雜的家庭結構上，因為它是過去（祖先世代）、現在和未來（期望和計畫）的結果。 伴侶關係的形成，是思考家庭演變（family evolution）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華特克（1989）指出，每一段婚姻（伴侶關係）都代表將兩個文化合而為一的努力，也是兩個家庭「隱形契約」（implicit contract）的結果。無論家庭是否明確、有意識地參與、形成這份契約，都是一樣的。當伴侶關係形成之際，雙方都帶著從原生家庭傳承下來的文化包袱，從那一刻起，就開始整合與協調伴隨對方而來的「嫁妝」，踏上一段既漫長又艱鉅的旅程。儘管這份家庭傳承不一定能夠為對方欣然接受或共享，它仍然會在雙方的生命中產生無可避免且而有力的影響。因此，伴侶的形成，並不只是一個新家庭的開始，而是兩個原本獨立的故事情節交錯後的延續，更是一個新家庭敘事的誕生。 P.108 對以三代家庭互動的特定方式去檢視個體，他們就會呈現出複雜的本質，充滿矛盾與衝突。然而，對於治療師來說，嘗試捕捉這些當前行為、經驗與過去感受之間的隱微關聯時，這些互動方式就成為理解每個人內在世界的工具，否則，這些關聯很容易被視為瑣碎且不相干。治療關係，就在家庭整體、每個家庭成員，以及過去與現在之間，創造一種動力的變動。因此，我們需要好好地理解、均等地考量家庭每個所呈現的主觀事實。 要進入家庭和個體的早期經驗並扭轉過去的歷史是不可能的，比較可能的是，與家庭一起建構一個心得故事。在之前的著作中，我們解釋了如何以我們稱為第三星球（the third planet）的特殊作法，與家庭一起在特殊空間裡建構治療故事。第三星球以一種視覺化隱喻（visual metaphor）提供開放的空間，讓家庭與治療師可以投入、互動，在過去家庭事件與當前問題之間發覺出新的關係意義，並在共享的豐富經驗中促成改變。……不過對我們來說，家庭是個體和其需要，以及更大的社會脈絡之間的天然橋樑。毫無疑問地，從原生家庭進行自我分化、探索過去家庭事件與當前議題的關聯，是治療師深入工作方向上非常重要的基礎。 讓孩子擔任協同治療師 P.109 我不否認必須評估兒童的精神病理狀態、為嚴重失功能的兒童提供個別治療與開藥，或有必要提供短期住院治療，不過我認為，只聚焦在兒童的疾病、讓兒童淪為一個研究對象，並因此剝奪其個人與關係的能力感，會損及兒童且限制助人專業者。 父母和延伸家庭成員，因成為精神醫療決策的被動接收者，同樣經驗到無能與失去方向的感受。在許多兒童醫院裡，經常看到醫療專業人員與孩子個別會面，家長則在候診區等待，被動而不參與。多年來，我一直在督導在醫療機構工作的專業人士，看到許多人對病患的特定疾病或失功能狀況以外的任何主題，一副所知甚少或興致缺缺的表現時，我大受衝擊。他們對兒童的討論通常僅集中在醫療和對質資訊。可悲的是，許多人並不會考量兒童除了症狀以外，是否有任何資源或優勢，更遑論去考量家庭發展歷史或是看重父母的意見。 在與有問題的兒童和青少年工作時，我最大的挑戰是讓他們擺脫病患的標籤，同時，我一直非常小心地避免給自己貼上專家的標籤，因此，我會為了孩子好，盡快地賦能這些父母。讓有問題的孩子擔任協同治療師（co-therapist）或顧問，已經在一些文獻中討論過。 我發現，將孩子去標籤（delable）最快且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家庭會談一開始時就將他們轉化為有能力的主體。這個理論取向可在我在會談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與其問：「你的孩子有什麼問題？」或「我該如何幫你處理孩子的問題？」我會轉而直接問孩子：「我們（治療師跟孩子）今天要如何幫助你的家人呢？」孩子常常會感到驚訝，通常會這麼回應：「我不知道，是他們（父母）把我帶來這裡的！」我會接著回答：「你的問題把你的父母帶來這裡了，所以我們來探討你的問題可以如何幫助你的家庭。」這種重新框視問題，並將質疑的情境轉為探索家庭的作法，有許多優點；讓孩子對尋求他幫助的治療師感到好奇，並讓父母看到治療師非常關切地以積極態度看待孩子的問題，可能在無形中鼓舞父母合作。 尋找孩子症狀的關係意義，是最有創造性、激勵人的治療方法。孩子的行為、表情與身體表現，與父母的某些特徵或關係模式可能有所關聯，例如：可以問一位憂鬱的孩子是從爸爸還是媽媽那裡得到這麼悲傷的眼神；尿床的症狀可以重新框視為哭泣的小雞雞，透過這種稀奇古怪的隱喻，將孩子的行為與父母親無法哭泣與表現脆弱的狀態連結起來。 孩子的症狀是進入家庭的特殊橋樑，以便是家庭發展的轉捩點，也探索人際關係的品質、代間扭曲，並尋找資源和希望。繪製家系圖、在治療中運用風趣為溝通的語言、詢問關係問句，都是整個家建立同盟關係的有效工具。這對孩子當前問題和整個家庭的正向改變是至關重要的。 即使當前問題與伴侶關係的危機有關，孩子在會談中實際或象徵性出席，都有助於與這對伴侶建立較好的同盟關係。如果我們認為主要三人關係的形成始於懷孕期，那麼孩子從出生的那一刻開始，甚至更早，就是大人關係的見證者。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他們知道很多關於父母的事情，如果我們在治療中提供他們發聲權，他們可以提供治療師有關家庭生活的資料。 當父母陷入混亂時，孩子的聲音時常是被忽略的。不幸的是，許多治療師和兒童保護機構與家長共謀地認為，如果孩子不在家庭戰場中會過得比較好。事實上，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對孩子的保護性排除往往來自偏見，也來自專業人員無法引導他們純真的能力，無法跟他們玩，也無法從孩子直接且即時的言語中學習。如果我們願意傾聽孩子、尊重他們的意見，孩子就會提供資訊、希望、敏銳度，以及想要幫忙家人的熱切期望。為了培養傾聽孩子的聲音，以及在家庭中尋找正向資源的技巧，治療師必須針對自己下很多功夫。 留心傾聽與自我反思 Ｐ.115 我學習的一個技巧是，容許長時間的停頓及情緊繃的沈默時刻。有關許多積極的治療師在保持沈默方面遇到的困難，容我後面章節再敘。保持沈默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在會談中讓非常契合主軸的東西，從情緒的空隙中浮現出來。我也學會了留心傾聽的技巧，全神貫注於我的精神分析師口中那些罕見卻重要的評論，同時，我專注於我自己的聲音，以及一句話與下一句話之間的停頓，這種一邊說話、一邊傾聽自己的技巧，可能是我們在系統－關係取向之領域中所謂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的一個面向。 ...

書摘 書摘｜《找回家庭的療癒力：多世代家族治療》 經過上次開放式對話工作坊後，我開始對家族治療產生興趣，於是就在柏瑋的推薦下讀了這本《找回家庭的療癒力：多世代家族治療》， 覺得大為驚嘆，讓我更瞭解家族治療在做什麼，作者Maurizio Andolfi溫暖的助人哲學和細膩的工作方法也讓我非常認同，收穫良多。 Andolfi在這本書中整理了幾個重要的家族治療理論，像是Bowen的自我分化、情緒切割以及Satir的家庭雕塑，並且以多世代家族治療為主軸闡述相關的工作方法，同時也分享個人實務經驗。在後半部，Andolfi針對身體語言進行蠻完整的論述，包括眼神、身體距離、身體接觸、以及沉默等等，提供許多實務上可以實踐和反思的概念。在閱讀這本書時，我其實覺得每一頁都是重點，像是濃縮的精華一樣，Andolfi豐富的實務經驗讓他能站在更全面地角度分他的助人哲學和工作方法，諸多內容對於人際工作者非常有參考價值。 以下大致整理書中幾個段落和重點，以及我對多世代家族治療的學習： 一、每個家庭都是複雜又獨特的編織體 在多世代家族治療中，將家庭視為複雜的編織體，擁有各自獨特的歷史和文化，根據Bowen的說法，每個人都是由64到128個家人所繁衍出的後代，每個家人都傳遞了一些東西，包含各種迷思、傳說、記憶，最終形成家庭獨特的情緒系統和文化，我們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舉例而言，每個家庭都有各自「無明文規定的家規」運行著，包括門禁、飲食習慣、生活儀式，甚至家裡的座位分配也具有規則存在，這些家規並不是憑空出現，而是世代傳承下來的文化，我們很自然地依循這些熟悉的隱藏規則在生活。 若更微觀地去看，不只有家庭是複雜又獨特的編織體，生活在家庭內的每個成員都屬於編織體的一份子，每個人所擁有的歷史、人際關係、情緒脈絡正是組成家庭編織體的核心。每個人也當然都是複雜又獨特的有機體，帶著各自的主觀經驗生活，彼此以關係為基礎相互建構，創造出獨有的文化和語言，最終形成家庭。（這也是後現代取向的觀點） 出生像是被拋進一本已經佔滿情節的書本中 「一個人出生，往往被描述為一場投入虛空的冒險。不過這是不實之說。事實是，迎接我們的並非虛空，而是一道像似安全網般的網絡。出生，就像是被拋進一本人物與情節已經佔滿篇幅的書本中；出生，就是自曝在部分規則已經寫定的現實裡。我們的存在將改變這些敘事的情節，甚至可能改變敘事的結局，但我們永遠無法將自己隔絕於進入故事之前的章節之外，這些章節必然影響我們，因為我們是他們的孩子。」P.34 我很喜歡Andolfi將出生描述為「被拋進一本人物與情節已經佔滿篇幅的書本中」，指出每個人出生的「不可選擇性」。早在我們出生之前，家庭早已充滿各種敘事和歷史，而我們的出生為原有的篇章帶來創造性的變化，但另一方面，出生也不是我們所能選擇的。Yalom在《凝視太陽》中提到的生死對稱論，指出：「人死後的不存在，就像人出生之前的不存在一樣。」出生和死亡的意義就如同加入和離開了既有的敘事情節。 家庭的影響力從我們出生那一刻就開始存在，像是地心引力一般，我們幾乎無法逃離，即使家庭成員搬遷、分離甚至死亡，其影響力仍然持續存在，我們每個人也無法真的完全捨棄自己在家庭的身份。如同在地球長期生活的人類，早已習慣地心引力的存在，直到我們探索太空之前，我們很難發現它對我們的影響。（探索太空的意義在於，太空象徵著世界的邊界 ，當不斷探索邊界時，就會出現革命性的變化。） 二、邀請孩子擔任協同治療師 這本書特別讓我印象深刻和喜愛的是，Andolfi在和家庭工作時，他會邀請孩子擔任協同治療師，以孩子的視角出發去瞭解家庭內發生的事，讓孩子可以發揮敏感度並參與在其中。 「在與有問題的兒童和青少年工作時，我最大的挑戰是讓他們擺脫病患的標籤，同時，我一直非常小心地避免給自己貼上專家的標籤，因此，我會為了孩子好，盡快地賦能這些父母。我發現，將孩子去標籤（delable）最快且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家庭會談一開始時就將他們轉化為有能力的主體。」P.110 Andolfi提到，他發現在醫療機構工作的專業人士經常只聚焦在兒童的症狀，並不會考慮症狀以外的優勢和資源，更不會考量家庭發展歷史。因此，當他進行家庭會談時，會藉由邀請孩子擔任協同治療師的作法，重新框視孩子原本的病理狀態，並且引入孩子的觀點來考慮整個家庭面對的危機。為了不讓孩子的聲音在大人間消失，他的作法是優先讓孩子發聲，將其轉化為有能力的主體，而非只是被動地、受人主宰的個體。 這個理論取向可在我在會談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時看見，與其問：「你的孩子有什麼問題？」或「我該如何幫你處理孩子的問題？」我會轉而直接問孩子：「我們（治療師跟孩子）今天要如何幫助你的家人呢？」孩子常常會感到驚訝，通常會這麼回應：「我不知道，是他們（父母）把我帶來這裡的！」我會接著回答：「你的問題把你的父母帶來這裡了，所以我們來探討你的問題可以如何幫助你的家庭。」這種重新框視問題，並將質疑的情境轉為探索家庭的作法，有許多優點；讓孩子對尋求他幫助的治療師感到好奇，並讓父母看到治療師非常關切地以積極態度看待孩子的問題，可能在無形中鼓舞父母合作。P.110 Andolfi邀請兒童擔任協同治療師的作法打破了傳統的家庭會談模式，讓原本被視為年紀還小、尚未成熟、尚未有行為能力的兒童的主體性大大彰顯，翻轉了傳統的治療關係。Adolfi也將孩子的症狀視為進入家庭的特殊橋樑，發揮孩子敏感的觀察和感受，為治療師提供關於家庭的重要訊息。 「當父母陷入混亂時，孩子的聲音時常是被忽略的。不幸的是，許多治療師和兒童保護機構與家長共謀地認為，如果孩子不在家庭戰場中會過得比較好。事實上，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對孩子的保護性排除往往來自偏見，也來自專業人員無法引導他們純真的能力，無法跟他們玩，也無法從孩子直接且即時的言語中學習。如果我們願意傾聽孩子、尊重他們的意見，孩子就會提供資訊、希望、敏銳度，以及想要幫忙家人的熱切期望。」P.112 最後，Andolfi點出了與家庭工作時經常出現的迷思：為了保護孩子所以最好將他排除在外。然而，孩子身為家庭的一份子，一開始總是希望自己能為紛亂的狀態幫上忙，但這樣的聲音卻往往被成人忽視，認為「小孩子什麼都不懂」。最終，孩子的聲音也漸漸萎縮，成為被動地接收者，想要幫忙的熱情也消失了。 關於意圖性：對話關係的實踐 邀請孩子擔任協同治療師的作法讓我想到，《開放對話・期待對話》 中提到所謂的「對話式教育」，追求在對話中翻轉老師和學生之間原本不平等的關係，讓老師和學生同時也是「學生和老師」。 《開放對話・期待對話》在此段落探究了在對話中關於「意圖性」的內涵，提到存在主義哲學家Martin Buber的理論。相對於由單方引導談話的獨白關係，Buber致力追求平等、互為主體的對話關係。當我們區分主客體時，就會落入獨白關係的陷阱，進而碰觸到權力問題。根據Buber的說法，形成對話關係的關鍵在於承認他者、將他者視為和自己同樣的存在，而不是將他者視為一種「物」、工具或是想要控制的對象，如此才能從「我 — 它」關係走向「我 — 你」關係。 「然而，對與錯的答案還是存在的，教育的目標也必須要達成。心理治療的目標是療癒，社工服務的目標是解決社會問題。這些目標都是透過帶有意圖性的過程來完成的，而意圖性 — — 根據Buber的見解 — — 就是導致獨白式物我關係的原因。再且，為心理問題而求助的人和接受學校教育的學生跟提供這些服務並因此獲得報酬的人是不會有相同立場的。在許多狀況下，我們都看不到存在於家人間的那種相互性，而且專業人士和案主共同經歷的過程也都只是短暫之旅。但無論如何，關係可以具有對話性。」—《開放對話·期待對話》P.167 儘管以Buber的理論而言，要達到真正的對話關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我們無時不帶著意圖性在與人互動，但我想Buber還是提醒了我們在關係中保持傾聽和謙卑姿態的重要。就像上述提到的，領取報酬的工作者和接受服務的個案永遠不會站在相同立場，工作者往往只是短暫認識眼前的個案而已，難以完全體會個案身處在複雜的人際關係和情緒脈絡之中的感受。因此，Buber強調，追求對話關係的方法是無條件接納他者、承認他者，如此才可能跳脫主客體關係，實踐對話精神。 無論是Andolfi的工作方法或是對話式教育，都翻轉了傳統的互動關係，盡力在人際工作中實踐對話精神，這種重新框視的作法可以為既有的關係帶來創造性地改變。另外，我也立刻想到在第四世界運動中，若瑟神父倡導「要向貧窮者學習」的精神，強調貧窮者的歷史和知識需要被見證，而且有許多值得學習的部分，這同樣翻轉了傳統慈善的助人關係，彰顯貧窮者的主體性。我認為這些作法背後都能找到共同的對話精神。 三、身體語言的重要 不管是在Andolfi的這本書中，或是開放式對話工作坊，兩者同樣都有強調身體語言、非口語語言的重要。我想這是因為在後現代（postmodern） 的觀點中，聚焦在當事人的主觀經驗和語言，而身體語言作為人類原始且真實的經驗，是最貼近的當事人所接收到的感受，只是我們過去極少有意將它彙整成一套體系，或者說，身體語言本身多元、複雜、抽象的特性本來就難以轉化為口語，大多都隱藏在身體的內隱知識中。 「語言，不僅奠基於我們明確的口語表達，更重要的是奠基於非口語表達的部分。這種溝通的隱含層次來自身體語言，由各種非口語訊號組成（模仿、姿態、動作、臉部表情），是動作學和周邊語言系統的基礎。周邊語言系統的特徵包括語調、語音頻率和語速，最後還有沈默。非口語溝通也建立於空間關係學（proxemics），依據物理空間遠近、關係界線、身體接觸時所傳遞的多元訊息，來分析空間是如何被佔用。所有的這些訊號都具有情感與認知的重要價值。我們透過身體、表情、姿態、語調及言語間的停頓來表達；在早期發展階段運用非口語表達溝通的頻率，遠比成人期之後高得多。」P.149 在後現代家族治療中，身體不只是感官經驗的重要受器，也是溝通的媒介之一。身體語言包括了情緒的表達，雖然抽象的情緒可以用口語描述，但是它根本地反映在身體、表情、語調等非口語的部分。Andolfi認為，身體語言、非口語行為是需要被解釋的語言，然而我們缺乏學習的語法規則，每個人的身體感覺也不盡相同，因此容易在傳達上會有不明確的狀況發生。 眼神接觸 「眼神接觸，是身體語言中最重要的臉部表情之一。事實上，正如Borg所說，眼睛最能傳達出有關我們個人資訊的能力，其次才是臉部表情。眼神其實在非口語層次上具有許多功能，包括表達同情或同理，傳達關係狀態（我們傾向更長時間地凝視喜歡的人）、控制、調節互動，以及發出說者與聽者角色交替的訊號。從我們注視他人、與他人被我們注視的方式，我們可以深入了解一個人的特質、脆弱與防衛。」P.150 身體語言不只是關於肢體和姿態的動作，還包含了眼神、語調和沉默。Andolfi在這段指出眼神在身體語言中的重要地位，即使沒有傳達任何口語，眼神也會透露出諸多狀態和訊號。這表示我們的身體無時時刻其實都在發出訊號，只是沒有被仔細察覺而已。 沈默 「在會談中，治療師的沉默有不同的功能，動態沉默（dynamic silence） 的特徵在於，傾聽不同家庭成員之間的語言互動；另一種則是，治療師在此題出問題或陳述之後等待回答時的沉默。平靜的沉默（calm silence） 與富有傳達力的眼神接觸有關，往往傳達溫暖的感覺與情感的親密，鼓勵了家庭成員在安全的情境下主動投入，因為他們覺得有人聽到自己說的話，而且能理解。因此，治療師的沉默會成為一種示範，家庭成員可以在會談中採用這樣的方式來溝通。它是焦慮的解毒劑，因為焦慮通常使人加快說話節奏，相互打斷。治療師冷靜與平靜的舉止是有感染力的，比起許多的話語或規定行為，能帶來更好的秩序。」 Andolfi在後半段提到沉默的魔法（magic of silence） ，即使是看似空白的沉默，當中也不同的意義和功能。這段關於沉默的描寫深深吸引我的好奇心，過去較少瞭解關於沉默的意義或功能，況且沉默本身帶有空白的元素，讓人難以明確地表達。 沉默是存在於語句之間的停頓。Andolfi說，沉默可以讓情緒從空隙中浮現出來，我相信的確是如此。在沉默之中，情緒得以沉澱，並會浮現出平時不會觀察到的細節，反思也在沉默時發生。 我相信沉默潛藏著龐大的力量，只是我現在還難以解釋。Andolfi將沉默作為陪伴家庭的一種方式，在家庭面對悲傷的時刻，他藉由沉默來與家庭的痛苦待在一起，用身體去感受、理解和對頻（attune）。總之，無論是反思或是陪伴，這些重要的心理活動總是在沉默中發生。 觀察力的培養 另外，Andolfi分享自己是如何培養出敏銳的觀察力，他提到自己曾移民到美國工作時，因為語言不通而遭受感官剝奪的經驗，語言雖成為他的障礙，但卻也在補償作用下造就出更敏銳的觀察力，反而讓他能專注在身體語言的觀察，而不會受到口語的干擾，因為口語所傳達出的訊息往往容易受到干擾，不一定是最真實的想法。 結語：多世代家族治療師像是人類學家 「當以三代家庭互動的特定方式去檢視個體，他們就會呈現出複雜的本質，充滿矛盾與衝突。然而，對於治療師來說，嘗試捕捉這些當前行為、經驗與過去感受之間的隱微關聯時，這些互動方式就成為理解每個人內在世界的工具，否則，這些關聯很容易被視為瑣碎且不相干。治療關係，就在家庭整體、每個家庭成員，以及過去與現在之間，創造一種動力的變動。因此，我們需要好好地理解、均等地考量家庭每個所呈現的主觀事實。」P.108 如同最一開始提到的，每個家庭都是複雜又獨特的編織體，擁有各自的文化和歷史脈絡。多世代家族治療聚焦在家庭內跨世代的歷史事件，最令我感到欽佩的是，治療師在與家庭對話的過程中，探究家庭內的情緒脈絡和互動關係，試圖找尋背後的關聯性，連結起跨世代、跨系統的故事。就像文化人類學家一樣，治療師進入名為「家庭」的田野，探索其中的文化、現象和人際關係如何發生、為何發生，試著理解家庭複雜的編織結構，讓原本看似零碎的故事連結。 治療的拼圖 「我常被要求描述在與家庭工作的思考歷程，這些歷程長展現出一種近乎神奇的直覺過程。答案並不簡單，而且我相信，這些奠基於我能在家庭故事中看見『少了什麼、什麼是沒有說出口的』，這種能力的磨練，能將缺少的拼圖圖片與家庭所經歷的問題連結起來，這種覺察能帶給家庭轉化的效果。毫無疑問地，這裡存在一種類似於獵人或偵探的治療直覺，加上健全的好奇心，讓我們能將故事中明顯不連貫的部分連結起來。」Ｐ.134 Andolfi用拼圖來比喻他的工作思考歷程，像是找尋缺少的那塊拼圖般，將家庭內的故事連結起來，讓拼圖拼湊得更加完整，藉此創造同盟關係。這樣的過程，我認為是在將片面的單一事件脈絡化，並描繪出整個家庭立體、完整的情緒脈絡。 第三星球 「在之前的著作中，我們解釋了如何以我們稱為第三星球（the third planet） 的特殊作法，與家庭一起在特殊空間裡建構治療故事。第三星球以一種視覺化隱喻（visual metaphor）提供開放的空間，讓家庭與治療師可以投入、互動，在過去家庭事件與當前問題之間發覺出新的關係意義，並在共享的豐富經驗中促成改變。」P.109 ...

前言 延續之前開放式對話的開放式對話（Open Dialogue）課後筆記Part1和開放式對話（Open Dialogue）課後筆記Part2，這次參與進階實務工作坊，收穫滿滿。這一週以來，浸泡在開放式對話的文化中反覆思考，搭配著看不太懂的 《開放對話·期待對話》，其實有蠻多值得記錄下來的反思，可能是講師的一句話引發的反思，或是思考某個演練的時刻引發的聯想，總之有很棒的觀點跑到腦中，其中我也發現開放式對話與貧窮議題的關聯之處，非常有意思。 總的來說，開放式對話是一種不斷貼近人的工作方法，或是說與人相處的方式，本質上是實踐民主的精神在進行對話。民主不只是一種體制，更是一種精神、文化，除了開放式對話之外，之前曾接觸過的參與式設計、審議式民主、非暴力溝通等，我認為都是實踐民主的工作方法之一。 這次的進階實務工作坊我幾乎把全程的內容都打字記錄下來了，方便自己再回去複習、反思，但由於資料量龐大，所以這次就不分享課程內容，以自己的心得和反思為主： 一、人很複雜 工作坊一開始，講師帶我們做了幾個捕捉身體感覺的練習，去感受身體感覺和情緒狀態如何被表達出來，其中有個非常有趣的練習是兩人都不講話，並藉由觀察去猜測對方在想什麼，在進行的過程中，我一直想到蔡明亮的《你的臉》，像長鏡頭一樣，長時間注視著眼前的人，感受對方散發出的氣息和情緒流動，感覺非常微妙。 在身體感覺的練習中，我瞭解到其實每個人都很敏感，光是腦中在想著某個困擾，都會在身上細微地表露出來，只是我們平常會因為社會化的緣故而善於隱藏、壓抑。身體感覺是真實的，就像拓印一樣，身體會反映出所接收到的情緒並留下痕跡，但是人會口是心非，不一定會說出符合自己當下身體感覺的言語，而是說出符合對方期待或社會期待的言語。 人很複雜，人想要被回應的不只是文字內容，也包含情緒狀態。 講師提到有些伴侶的爭吵都執著在文字內容，例如：「為什麼昨天晚回家？」但真正想說的可能是「你昨天晚回家讓我感到焦慮」，隱藏在語句背後的情緒狀態才是整體想要說的話，不只是文字內容而已。 二、開放式對話的傾聽與回應 對應人很複雜的特點，開放式對話教導了我幾個傾聽和回應的方法： 身體作為傾聽的媒介 關於傾聽，在初階課程時我們討論了「好的傾聽有哪些特質」，其中包括：不帶目的、不帶評價、保持好奇等。除此之外，身體感覺也是重要的媒介，仔細觀察從自己身體而來的反應並轉化成言語，這也是傾聽的重要工作之一。觀察對方敘說時的非口語訊息時，也能從中發現關於對方情緒狀態的線索。 回應的方法：身體感覺、意象/隱喻、垂直聲音 關於回應，前陣子我剛好參加補習班的諮商演練訓練，助人技巧會告訴你要簡述語意、反映情緒、同理等等，這些都是基本的回應方法。我在開放式對話學到的是，要用自己的身體感覺去同理對方，因為每個人的敘說背後都帶有情緒狀態，文字上的用字可能因人而異，但身體感覺是每個人共有的經驗感受，也是最原始、真實、不可避免的感受。 另外，開放式對話也教導用「意象/隱喻」去回應。在剛開始我不太習慣這種說話方式，但實際觀摩後就發現意象/隱喻的強大力量， 它讓我們能表達更抽象的事物，像是情緒、關係等議題，若缺少意象/隱喻就難以完整地表達。練習用意象/隱喻回應讓我想到之前曾進行過類似的活動，用桌遊說書人的卡牌當作素材，挑選出最符合自己心境的卡牌並試著敘說，這類活動往往能觸及人們的內心深處。 最後，垂直聲音也是回應的方法之一，每個人的生命雖都不同，但仍會有相似的生命經驗，這些垂直聲音能夠在人與人之間引起共鳴，產生比同理心更強的作用 。 除上面幾點之外，在回應和傾聽他人時，語調、音速、身體姿勢、表情、眼神等都會影響對方的感受，而好的回應要做到的就是讓對方感覺到「我在這裡與你同在、我在這裡回應著你」以及真誠、開放的態度，這也是 此時此刻（here and now） 所想做到的。 三、開放式對話12項真實準則 記得在初階課程簡介時，講師曾介紹過七大原則，這次在進階工作坊則介紹開放式對話12項真實準則。講師很仔細地講解每一項原則的意義和內涵，也藉由練習來讓人瞭解，以下將分享兩項我覺得很重要的： 1.對話中聚焦關係 「個人總是在關係中編織的。」 人總是活在關係中。開放式對話會運用所謂的「關係問句」去爬梳出關係的模樣，例如：詢問某件事對誰有影響、誰沒有影響；誰與誰關係較靠近/遠離，把焦點放在彼此的關係樣態上。 「誰被影響了？誰沒被影響？影響了什麼？怎麼影響？有什麼反應？」 「誰同意？誰不同意？誰有什麼期待？」 Ubuntu的文化同樣也將人視為在團體關係中的一份子，而非只是獨立的個體。人總是活在關係中，動力不只存在於家庭，也存在於社群、人際關係之中。開放式對話的特色之一即是將當事人的社群關係納入考量，找出真正能在日常生活中幫助當事人的方法。 2.以「就事論事、關注意義」的原則來回應問題論述或行為 「不要把症狀、疾病這些標籤放在個案的表現上，而是聚焦在『他為什麼會這樣做來幫助自己』」 開放式對話將症狀視為人的一種求生策略而非疾病，把焦點放在症狀所帶來的功能而非問題來詮釋症狀。 講師舉例說：像是自殘行為，一般被視為是情緒問題，可是我們會去看這個行為對自己的幫助是什麼？在關係中的功能是什麼？每當在傷害自己的時候，誰會第一個發現？有什麼反應？這個反應會有什麼感覺。這樣的作法即是脈絡化地看待人，而非只是從某個行為切片、時間切片來評斷一個人。 另一個例子是，講師進入家庭工作時，會遇到一種保持沉默、用咳嗽來暗示的父親。若只用症狀來看待咳嗽，就會關心是否要去看醫生，但從關係上來看，就會去想思考他是不是權威的代表，以及為什麼用這種表達方式。 四、家族治療師翻譯愛的語言 ...

今年貧窮人的台北以「缺席者的發聲練習」為主題，涵蓋了好幾個族群的故事，其中我特別對無家者的音樂創作有感，幾位大哥大姊們合力創作出兩首深刻的歌曲，一首是《我欲離開臺北車頭》，另一首則是《流浪的日子》。 從歌詞中我聆聽到比之前聽過更有心情、貼近內心感受的敘說，可以說是更貼近無家者視野的敘說。 「車聲、行李拖行聲、還有人的腳步聲。」 「總有一工，我會離開車頭，將阮的行李攏總帶走。」 聲音是每個人都擁有最獨特的一樣東西，某種意義上聲音也象徵屬於自己的語言。 從歌曲中可以感受到，儘管每個人背負的故事不同，但是對於流浪的心情卻能找到共同的感受，集體創作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並用自己的聲音歌唱。這兩首作品感人的地方在於：將那些尚未被好好訴說、整理；尚未能用言語描述的故事或心情，用音樂的方式詮釋並賦予意義。 ...